星期二？是个什么日子？仔细想想，今天是星期一，九月九号。从我书桌上那页印着辆现代索纳塔的台历上，查不到任何有关这一天的什么特殊含义。此时的我只听见宇多田的嗓音还算美妙，发音没有任何俚语味道，吉他调子颇有付宇的风格（怎么突然间想起了付宇呢？）。但据我所知，宇多田似乎不是日本关东地区的人，而其余的：她长在美国，受西方教育，有哮喘病，是个并不漂亮但又号称“美女”的东洋歌手，出过五张专辑。
关于歌手，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我注定能够知道好多好多。流行什么，时尚什么，明星什么……什么什么的，也就是我们这代人在对像一把漏勺似的生活用零零散散的“什么什么的”乐此不疲地填充着。填下去，漏下去，再填，再漏——实际上，“填”——“漏”这个过程，便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
我从CD盒中翻出歌词，边看边一首首听下去，旋律忽而明快，忽而和缓，以至让我很想祈盼到的睡意无法光临。我按了按前额，清醒了不少。当然，我想不出要去打盹的理由，所以，得不到理由的事情也就不去做了吧。但只除了一件事：想念茹琳。她居然就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，而且预谋了一年之久！天那，那么可怕！不给我任何理由，也许确实没有理由，她也无可奈何，但我就是想不通，想不通便要如黄河入海般地想念她，我相信到什么时候都一样。
高珊珊明白地说在安定门地铁站口等我，我想象着十有八九又会等她不少时间。安定门桥正在施工，此时正是下班高峰，汽车、自行车、行人挤成一团，竟还相安无事。我一个人站在地铁门口活像个刚吃饱了的流浪汉。不巧的是，地铁口正好有个流浪汉向我行乞，使我这种感觉瞬间荡然无存。我给了他一枚五角的硬币，他居然还赖着不走，没办法，只好往地铁站里逃去。刚好高珊珊从地铁出来，闷着头往上面走着，因为她的那件薄得可以的白色外套格外显眼，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是她。我迎上去，走到她旁边，她居然一点也没察觉。
“喂！没看见我？”我轻轻拍了下她肩膀。
“天！”她似乎吓的不轻，“你？你怎么像鬼一样？”
“在想什么呢？要是这样过马路非被撞不可。”
“去！才不会呢。”
“刚才你怎么回事啊？”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
“第二个电话——像撒癔症似的，是有什么事不好在电话里说吗？”我和她路过那个乞丐时说。
“唉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怎么说好呢，偶尔碰到烦冗的事难免这样。反正要解决的事情有一大堆，慢慢来吧。”
也好，慢慢来——活像邻居那个七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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