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举例，就我而言没有喜欢与厌恶之分。我是个唯品味主义者，而不是唯品牌主义者。但与宽容的姐姐和抵触心强的妹妹的相处中，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体味。妹妹看来对谁都少言寡语，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否是个抑郁症患者，但她姐姐根本不赞同这种说法。“她是很少说话，没错，但绝对是个心理健康的女孩，我敢保证。”这是她的原话。其实卢俐并非属于丑女孩之列，只是在姐姐身旁，她没有任何机会。起码我感觉她与姐姐同行时，心里的自卑感自然上升到了极至。
“噢，是这样，卢俐今天有点发烧，所以我请了假带她到西校区的医务室开点药。”
谜样的妹妹仍然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我一眼。只是两只手搭着姐姐的肩头，嘴里嘟哝着什么。
“那卢俐可要保重！”我对妹妹说，“顺便说一声，昨天买了张小娴散文集，我刚看完上卷，你们要不要看？”
“好啊，当然要啦！”卢玲说，“什么时候我们能拿到？”
“现在不在我身上，等晚上你们来我宿舍取吧。”
“那行，晚上我联系你。对了，还有——再次得说，信！给茹琳的信，希望你早点！你可得记住了，我们可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！”
她与其说在提醒我，不如叫我认为这是她的警告。包括卢俐养的鸟，目的性明确，成了梦茹琳留驻办事处的传达室。
“唔——我知道，不会忘的。”
和双胞胎（确切地说与卢玲）的对话完毕之后，卢俐转过头用锋利得如电视遥控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各自朝目的地继续行进。
我没再想别的，借到了那本《我是农民》以后，竟没有一点想看的欲望，为什么呢？卢玲说的茹琳的事，信的事，我怎么可能忘记呢？她已经走了三个星期，没有电话，没有来信，音讯全无，像是从这个世界里消失掉似的。从双胞胎那里的信息可以确认，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为她的音讯所牵挂着，我想是这样的。她最后留给我的那个地址——东京柴佑区市立国文进修学院，是个很模糊的概念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那里应该是个不错的学校，有干净的地板，明亮的走廊，木屐与塌塌幂整齐地摆放在大屋子的角落，午饭有腌鱼和寿司，遇到学生时他们都会主动鞠躬说“先生好”，……这是我在旧时描写日本的小说中所认识的情景，因为这，我认为茹琳的选择也有某种道理。
这一天就这么无味开始。回到宿舍，我把小说扔在一边，无论办事处的传达室和锋利电视遥控器，应该都不是我想写些东西的理由，但事实情况只能这么定义。我拿出一摞信纸，开始漫无目的地疯狂写字。
“我不懂，那种鸟到底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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