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圣人书之曰‘公’；《传》称许止不尝药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弑’；卓之立未逾年，而圣人正其名曰‘君’；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，而圣人书之曰‘盾’：凡此之类，岂非正名实么？”亭亭道：“请教著几微呢？”若花道：“如‘公自京师，遂会诸侯伐秦’，盖明因会伐而如京师；‘天王狩于河阳、壬申、公朝于王所’，盖明因狩而后朝；‘公子结媵妇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’，盖著公子结之专；
‘公会齐侯、郑伯于中邱，囗「上羽下军」帅师会齐人、郑人伐宋’，盖著公子囗「上羽下军」之擅：似此之类，岂非著几微么？孟子云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‘是时王纲解纽，篡夺相寻，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，于是因《鲁史》而作《春秋》，大约总不外乎诛乱臣、讨贼子、尊王贱霸之意。春秋之世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强盛，夫子所以始抑诸侯以尊王室；及至诸侯衰而楚强，夫子又抑楚而扶诸侯。所以扶诸侯者，就是尊王之意。盖圣人能与世推移，世变无穷，圣人之救其变亦无穷：其随时救世之心如此。或谓《春秋》一书，每于日月、名称、爵号，暗寓褒贬，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。但谓称人为贬，而人未必皆贬，微者亦称人；称爵为褒，而爵未必纯褒，讥者亦称爵。失地之君称名，而卫侯奔楚则不称名；未逾年之君称子，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。诸如此类，不能枚举。要知《春秋》乃圣人因《鲁史》修成的，若以日月为褒眨，假如某事当书月，那《鲁史》但书其时，某事当书日，《鲁史》但书其月：圣人安能奔走列国访其日与月呢？若谓以名号为褒贬，假令某人在所褒，那旧史但著其名；某人在所贬，旧史但著其号：圣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访其名与号呢？《春秋》有达例，有特笔：即如旧史所载之日月则从其日月，名称刚从其名称，以及盟则书盟，会则书会之类，皆本旧史，无所加损，此为达例；其或史之所无圣人笔之以示义，史之所有圣人削之以示戒者，此即特笔。如’元年春正月‘，此史之旧文；加’王‘者，是圣人之特笔。晋侯召王，事见先儒之传，而圣人书之曰’狩于河阳‘，所以存天下之防；宁殖出其君，名在诸侯之策，而圣人书之曰’卫侯出奔‘，所以示人君之戒；不但曰仲子，而曰’惠公仲子‘；不但曰成风，而曰’僖公成风‘；不曰陈黄，而曰’陈侯之弟黄‘；不曰卫絷，而曰’卫侯之兄絷‘；阳虎陪臣，书之曰’盗‘；吴楚僭号，书之曰’子‘；他如纠不书’齐‘，而小白书’齐‘；突不书’郑‘，而忽书’郑‘；立晋而书’卫人‘；立王子朝而书’尹氏‘：凡此之类，皆圣人特笔。故云：”其事则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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